文/邹邹有理
记得上学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双方各持一个苹果，彼此交换仍是一个苹果，但若交换思想，则截然相反、志趣相投的两种思想就交织碰撞而出。《家有儿女》曾有一段讲述学校为让家长们感受孩子成长中家庭教育的重要性，以限定时间让两个孩子互换家庭。一个是鬼灵精怪，一个是木讷老实，在啼笑皆非得故事中让两个家庭的教育方式逐渐转变。作为孩子互换家长无非就是暂时改个称呼，相信孩子们顶多感觉就是多去同学家做客多住几天，是否真的可以让家长痛改以前的教育孩子陋习，谁改谁知道！其实换位思考固然重要，但毕竟要考虑结果是否真的值得。既然孩子可以叫别人为爹，是否老婆也可以换着用一下？
换妻？不错。你看到这个字眼会想到什么呢？激情、等待、亢奋、迷恋、无法自拔？李银河？曾经李银河说过：“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。婚外情是错误的，只是因为它违反了婚姻法。至于一夜情，只要是单身，不仅有这个权利，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对于一夜情的人，我给他们的建议只是做好防护措施，防止得病。”
“禁止乱伦最初只是从遗传角度上来考虑，防止人种的退化。乱伦是不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的。在我看来，表兄表妹只要承诺他们不生育，完全可以让他们结合。” 可以说，李银河的言论为国内换妻俱乐部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，也为一些人“红杏出墙”寻找到搪塞的理由和借口。从换妻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看，以高学历和高收入者为最多。可见，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成了换妻游戏的主体。有人恬不知耻得称，社会精英们成为换妻大军中的主体，实质在推进社会民主的进程，他们就将女人的肚皮当做了民主政治的试验田。在这里进行民主试验，一是没有什么风险，二是春光明媚风和日丽，二是男女恩爱幸福无边。在男人和女人的娇喘声里，民主之梦做得是如此绚丽灿烂。中国没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，是否已经进入健康性社会？
如今的电视栏目真是五花八门，为了提高收视率，编导们可是费劲心思，绞尽脑汁。《变形计》之“真人秀＋记录片”模式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后，又有电视台采用了这种模式播出真人秀节目《交换主妇》，只不过这次换的不是孩子，而是妻子。
节目宣称通过两个家庭两周时间选择不同观念的两个主妇进行交换，第一周先按原来的主妇生活习惯生活，第二周再按新主妇的生活习惯生活，两周下来再看两个家庭的变化。据该节目的制片人称，“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这种平静生活内部深藏的矛盾展示出来，让他们去面对这些矛盾，然后去解决。”
其实综观国内的真人秀，无非就是把目光聚焦在问题少年，生存地线，乡村教师等等，而对于如此扎眼的节目标题已经触及了很多观众的底线。“西方有换妻俱乐部，所以才产生了这个节目。但交换主妇节目不是交换性伴侣，国外的节目也不是这样的。虽然交换主妇只是个噱头，但我们做的是真实的内容。”制片人房书华说。
“其实换妻比换孩子操作难度要大。”闫爱华说。做这个节目，毕竟要把摄像机架到人家的厨房客厅，窥探的是家庭隐私。但“做饭、做家务、上街、干农活这些镜头，一般的电视节目上都可以见到。所谓‘换妻’其实是一个更加刺激的说法而已”。
而在国外的节目中，作为蓝本的美国ABC（美国广播公司）的节目名称与交换性伴侣的“换妻俱乐部”用的是同一种说法——“Wife Swap”。
其实邹邹觉得，所谓的《交换主妇》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名字夺得一个好噱头，节目本意是想通过交换妻子的方式来找到不同家庭的对比，找到自身缺陷和问题，为夫妇双方和谐生活创造机会，也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和启示。但是否参加者觉悟高，领会精神强？谁可以保证？如果导致她无法再融入原来的生活，这对于一个家庭不啻为一种伤害。交换主妇，洗洗，闲了吧！
乡下女人佟春红与“临时丈夫 ”泡了次温泉
城市女人崔曼宁跟“临时丈夫 ”学会了摊煎饼
城里夫妻：
崔曼宁跟老公刘治钧恋爱3年，结婚10年，有一个3岁的女儿，还有刘治钧前妻留下的儿子，今年14岁。刘治钧夫妇正在操持自家的文化公司，主营婚庆，刘治钧做司仪。
乡下夫妻：
33岁的佟春红是济南南部山区柳埠镇尧庄村的一位主妇，每天早上4点起床摊煎饼、卖煎饼，接送儿子新新上学放学。丈夫赵本峰原来在钢铁厂当工人，工伤之后回家种地，兼开三轮出租车。
换妻后的新生活
赵本峰第一次看到将要共度两个星期的临时“妻子”崔曼宁，夸了一句“漂亮”；佟春红第一次到崔曼宁家，跟家里所有人都很友好地打了招呼，只有崔曼宁3岁的女儿悠悠不理佟春红，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，“因为她（佟春红）不漂亮。”
第一次买菜，崔曼宁花了20元钱，新家没有冰箱，崔曼宁选的菜都是能藏得住的，她觉得自己想得很周到。可刚进家门，“临时丈夫”赵本峰的脸就变了：“你咋把我们一个星期的菜钱都花光了？”后来一捆菠菜没来得及吃就烂掉了，赵本峰心疼得隔三差五就要说一次。
虽然有心理准备，崔曼宁还是被与鸡窝为邻的厕所给吓回来了，她实在不能想象，从厕所旁的鸡窝里掏出来的蛋可以吃。
“吃饭和做家务容易‘出戏’，这个时候摄像机要一直开着。”摄像师周晓丹说。
